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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一帶一路」政治風險不容輕視

 

美國「經濟戰略研究所」（Economic Strategy Institute‧ESI）總裁普瑞斯托維茲（Clyde Prestowitz）近日表示，中國推出「一帶一路」計畫是聰明的戰略舉措，但卻會帶來嚴重的金融風險，因為中國借出去的資金都將拿不回來，變成呆壞帳。

 

5月中旬，北京精心策劃的「一帶一路」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結束後，據新華社公布的《論壇成果清單》，峰會達成「涵蓋政策溝通、設施聯通、貿易暢通、資金融通、民心相通5大類，共76大項、270多項具體成果」，反映「一帶一路」已從概念式框架，逐步「落地」進入實際政策操作層面，。

 

 

西方猜疑「帶路」背後政治野心

 

從中國發展的角度看，「一帶一路」有助中國解決工業產能過剩、獲取資源和市場、開拓戰略縱深，提升國家安全以至主導區域經濟貿易的效果，難怪有西方國家擔心，中國以經貿合作為手段，背後有構築新國際秩序的野心。

 

今次峰會論壇，共有29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、130多個國家共1500名代表出席了論壇，但扼新絲路地緣要塞的印度，卻沒有代表團出席，原因很清楚，因為「一帶一路」的「中巴經濟走廊」，穿過印度聲索有主權、卻為巴基斯坦所控制的喀什米爾；加上印度也對中巴日益增強的戰略夥伴關係感到不滿，因而拒不出席；另一方面，峰會的閉幕聲明，其中一份貿易聲明受到歐盟若干成員國所抵制，理由是聲明沒有充分表述這些國家關心的問題，包括中國公營部門的市場透明度、社會保障標準和環保標準。可見無論從政治以至經濟層面，「一帶一路」的政策操作，都很有機會捲入地區各種各樣的爭端風險之中，發展之途並不平坦。

 

基建與製造業合作最具吸引力

 

從經濟角度觀察，區域基礎設施建設和製造業合作，是「一帶一路」最具吸引力的兩個核心內容。由於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大部分都是新興經濟體，或發展中國家，其國內儲蓄率低，財政基礎薄弱，國內的資本積累十分依賴外來投資，而且管理水平也不高，因而投資額巨大、投資回本期長的基礎設施，往往十分落後，成為發展最大的障礙。因此，對於中國「一帶一路」的倡議，通過區域基礎建設，以促進資金、人才和知識在帶路沿線區域交流融通，有助這些國家伺機突破固有的發展樽頸。

 

與此同時，帶路區域內的製造業合作，不僅可以為中國企業把部分生產工序轉移到其他國家，引導生產從全球低產業鏈向高產業鏈轉型，有利資源在更廣濶的範圍進行配配，同時也可以使發展中國家得以進入生產的國際產業鏈條之中，這些經貿互惠互利，成為「一帶一路」繼續推進的最重要內在動力。

 

民間資本參與的重要性

 

然而，從今次高峰論壇可見，雖然中國與沙特、伊朗、埃及、阿聯酋、伊拉克等中東國家簽署了多份合作協定，但除土耳總統埃爾多安出席峰會論壇外，中東各國領導人都集體缺席，聯同印度缺席，歐盟若干國家抵制一份閉幕的貿易聲明等動作看到，中國所倡議的「一帶一路」，其宣稱的經濟合作互惠動機，並未得到普遍認同，且帶有濃厚的政治動機猜疑成份，可以推想，「一帶一路」在日後發展過程中，外在的猜疑阻力和國家利益矛盾，將成為項目的風險因素。

 

從投資角度看，整個帶路區域的基投資規模巨大，估計逾9000億美元。資金最主要的來源，包括絲路基金、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、金磚組織開發銀行和上合組織開發銀行。雖然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峰會論壇上宣佈，中國將加大對「一帶一路」建設資金支持，向絲路基金新增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，但對比整個投資規模，畢竟數目仍然有限，故必須得乏民間資金的參與支持。

 

然而，無論在公私部門進行融資活動，資本運作和項目落地的風險，都會考慮到當地國家主權信用風險。在東南亞，緬甸、柬埔寨和老撾三國，整體信用級別都很低；南亞國家大部分國內政治風險相當大，並且社會安全受到恐佈主義巨大威脅，故不容易取得投資級別的主權信用評級；加上帶路沿線不少國家的治理水平低落，龐大的資源配置和使用效率，都有可能產生不利效果，在這種情況下，民間資本的參與便會十分之謹慎，在在成為順利推進「一帶一路」的障礙。

 

須增強互信減少猜疑

 

由此來看，「一帶一路」經貿合作的互惠誘因，不足以獨力支撐這幅偉大發展藍圖的推進。可以說，大國的崛起，即使不墮入「俢昔底德陷阱」之中，但中國要重塑國際新秩序，以經貿互利作為主導推進力量，並不容易取代主宰了世界多個世紀的西方意識形態和大西洋秩序，但畢竟中國「一帶一路」的倡議，為世界未來發展提供了一個不同的選擇。很明顯，中國能否有效主導推進帶路區域的合作，克服種種未知的挑戰和風險，很視乎中國能否把「一帶一路」國家發展戰略的透明性提高，減少外界過度的政治性猜疑和防範。

 

本文內容曾於HKEJ Global Plus發表。今經作者增刪修訂